历史既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满目疮痍的真实，而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历史现场的密钥。待后人拂去时光积下的点点尘埃，透过吉光片羽、断砖残瓦，在蛛丝马迹的考证里抽茧剥丝，那看似早已远去的历史真相，终能重现于世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也将得以回溯，记忆之场由此展开。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这样一本巴掌大的泛黄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还配着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一本“耻”字相册的流转
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尚属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本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其中尤为著名的，便是震惊世界的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来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他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的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的内容，大都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实际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置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准备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之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了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受到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杂草丛生而未被伪军察觉，却被其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但并不能十分确定。考虑到这一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护相册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凯旋，吴连凯选择改名吴旋。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位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根据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三十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能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要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其中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学地下室内，却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惜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并未身死，而是被风吹过缓缓苏醒过来。又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自是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09年，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4年，在国家档案局牵头下，我国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组档案名录材料里，那本相册赫然在列，是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权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最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保存战争记忆的出发点，只为守护今天与未来的和平。
参考文献：
1、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2、林治波主编：《中国抗日战争秘闻》，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4、郑毅：《虚像与实像—一东亚世界的战争记忆》，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
5、郑毅：《中韩日 “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6、朱成山，李慧：《从城祭到国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滕新书：《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2019年版
8、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股票配资技巧，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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